英国

　　
　　1946年对英国电影来说是个大有希望的年头。战后它出现了一个因安东尼·阿斯奎斯、阿尔倍托·卡瓦尔康蒂、索洛尔德·狄肯逊、大卫·里恩、鲍威尔和普莱斯勃格、卡洛尔·里德、劳伦斯·奥立弗等电影创作者而闻名的流派。纪录学派的影响（特别是迈克尔·巴尔康的伊林制片厂的影响）左右着年轻的一代（如汉弗莱·詹宁斯、哈莱·瓦特、巴西尔·狄尔登、查尔斯·弗兰德、罗伯特·哈茂、查尔斯·克里希顿等），使他们趋向于一种明显地带有本国性的不排斥社会问题的电影。
　　由于观众人次比美国更高，电影企业生意兴旺。兰克公司强大的实力使英国电影能够在世界市场上，甚至在美国本土上，同好莱坞竞争。当时英国影片在本国上映的比例（"上映率"）被提高到全部上映节目的40％，而在伦敦的美商影片公司获得的利润则被课以重税。但对兰克公司来说，它的主要目的是征服美国，为此，它用一些"美国味"的豪华影片来一步步施加它的影响。这些影片的商业化的作法和保守的倾向很快蔓延到英国整个制片业。
　　安东尼·阿斯奎斯在战后没有拍出一部象他的《通往星球之路》那样有价值的影片。他根据一部有名的戏剧改编的影片《威斯洛的儿童》，仍然带有过多的岛国色彩。《勃朗宁的版本》在心理描写上相当真实，但仍没有摆脱英国传统思想的束缚。
　　阿尔倍托·卡瓦尔康蒂战后由于在他那部《深夜》中把现实与幻想、幽默与诗意糅合在一起而一举成名。这部影片里的一些速写场面是他同他在伊林制片厂培养出来的一些年轻人--罗伯特·哈茂、克里希顿和巴西尔·狄尔登一起导演的。英国观众对他根据狄更斯原作精心改编的《尼古拉斯·尼克尔贝》和他那部尖锐深刻的《亡命者》都（错误地）不加欣赏。因此，他只好回到他的出生地巴西继续他的电影事业。
　　索洛尔德·狄肯逊在肯尼亚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拍摄的《两个世界的人》完全失败，《黑桃皇后》一片虽然结构严谨，也未能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大卫·里恩在《相见恨晚》一片之后，用一种浪漫派版画的笔法，致力于图解狄更斯的两部著名小说--《孤星血泪》和《雾都孤儿》。此后他又回到当代题材，拍了那部平淡的现代惊险故事片《热情的朋友》，这部影片使人担心他已经陷于毫无生气的经院主义之中。
　　迈克尔·鲍威尔始终和普莱斯勃格密切合作，制作专供出口的兰克公司的豪华超级影片。在《我知道我走向何处》一片中，这两位导演似乎倾向于一种近似民间故事的地方主义。他们在拍摄了那部浮夸的《生死问题》之后，又摄制了一系列色彩过浓的彩色片。他们摄制芭蕾舞剧片的尝试却使《红菱艳》一片很引人入胜，但是这些芭蕾舞剧片由于低级趣味而大为损色，这种低级趣味在《赫夫曼的故事》一片中，变得叫人无法忍受。
　　能干的卡洛尔·里德善于吸取各派之长，把德国的表现主义、美国的摄影技巧、法国战前的诗意的现实主义用于商业化的目的。他在那部含义模糊、运用《逃犯贝贝》中一些手法的影片《虎胆忠魂》中显示了他全部的才能。在那部题材单薄但很动人心弦的《倒下的偶像》里却表现出更多的个性。